略談蘇成、蘇利

陳守繼

海陸豐地區，歷史上曾發生多次的農民起義。在這些起義中，明末清初的蘇成、蘇利頗不尋常。他們多年建立的基地不是在荒山野嶺，而是在明初以后便是軍事要塞的碣石衛，鼎盛時，兵員曾達一萬余人；而且后來蘇利的武裝反抗遷界，其規模為國內其它地方所罕見，曾令朝野震動。在歷史上，尤其是在海陸豐地區的歷史上，這次起義的意義是不可低估的。然而，由于舊史家的偏見，史志中極少記載，因此，今日談論它，不想簡略也只得簡略。

蘇成，一說碣石人，一說甲子人，家庭窮苦，據說當過雇工。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席卷大河南北，他帶領海車縣坊廓都，石帆都的農民，漁民、鹽民也揭竿而起。初時，力量尚小，陸地上未有固定的營寨，常游弋于海面。1644年（順治元年），清兵入關，定鼎中原，但勢力未及粵東。這時候，南方各省軍民紛紛奮起反清勤王，碣石衛指揮張明珍卻趁社會動蕩，以衛誠為巢穴。反叛明朝，瘋狂掠奪百姓財物。碣石除了一座衛城，還有一座百姓居住的石橋場土城，士庶便組織起來，據守土城，與之對峙。農歷八月，張明珍一面圍困土城，一面勾引惠來縣賊寇林桁、林躍斗，從石帆都一路搶劫直至東海窖，氣焰愈加囂張。石橋場土城被圍日久，城里士庶暗中派人出海向蘇成求援。當時，適值張明珍在東海窖新遭敗績，兵員虧損，急欲補充力量，蘇成便投其所好，佯裝同他簽盟合伙。八月廿五日晚，月黑天暗、乘其不備、率師登陸，一舉把他擊潰，而后，將他押解海豐縣城，交明朝政府處置。蘇成解救了碣石百姓以后，便以碣石作為義軍的基地。1646年（順治三年）農歷二月，他發兵進攻甲子。張明珍曾勾引林桁等在石帆都作惡，此舉當與消灰張明珍的余黨有關。占領甲子以后，坊廓、石帆兩都沿海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這一年冬天、清軍從福建南下，進占潮州、惠州、而后攻入廣州。海豐縣大部地區入落清人之手。廣州陷落以后，抗清義軍在順德、東莞、南海、新會、博羅，新安、恩平、陽春、高要、羅定、韶州、潮陽、惠州等地勃然興起。面對著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蘇成早已出于民族大義，改變了反對明朝的立場；他把張明珍押解海豐縣城，便是一個證明。這時候，當然投入這股巨大的抗清洪流。1646年(順治四年)農歷四月，他率師從碣石出發，以破竹之勢，擊潰捷勝的清軍。七月，乘勝圍攻海豐城。清朝首任知縣阮士鵬，履任剛剛一個月，不敢出戰，閉城頑守。圍攻三日不下，眼看清將陳廷彬、高亮福的大批援兵趕到，便主動撤離；不久，又主動撤出捷勝。這一年，廣東的抗清斗爭雖然聲勢浩大，卻多遭敗績，陳邦彥、張家玉、際子壯等義軍首領先后犧牲，然而，它拖住了廣東清軍的全部兵力，使之不能向廣西進犯，挽救了在廣西的南明永歷政權，支援了全國的抗清大局。蘇成的出師捷勝、海城、是廣東抗清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也有一份功勞。1648年（順治五年）農歷正月，蘇成病故，其部將蘇利繼任義軍首領。繼任不久，廣東抗清形勢大大好轉。清朝廣東提督李成棟倒戈投明，永歷政權很快擁有廣西、廣東、湖南，江西等幾個省。以閩南的金門、廈門為基地的鄭成功，勢力也擴展到潮州、惠州的沿海。趁著有利形勢，蘇利于這一年的農歷四月，揮師出征。他的矛頭先指坎下。坎寨守將之間激烈爭奪權力，他利用這一矛盾進行策反，促使守備李夔龍開城投降。他占領了坎下并收編了坎寨守軍。一時軍威大振，不久便攻下捷勝等地，牢牢地據有了楊安、金錫兩都。1649年（順治六年），清軍先后在湖南、江西打敗南明軍隊，翌年，又大舉南下廣東，廣州陷落，南明在廣東的主力被殲，廣東重入清人之手，廣東人民的抗清斗爭從此傳入低潮。蘇利審時度勢，由進攻轉入防御。他構筑了不少防御工事，其中之一的坎鐘山石城，距碣石約六十里，異常堅固，至今尚存殘壘。他還設立作坊自我制槍劍，傳說所制的“蘇家剔”銳利無比。三面清兵，一面臨海，他居然年復一年把坊廓等四都沿海這一塊抗清地盤牢牢守住。l654、l655年間，抗清形勢進一步惡化，南明饒將李定國，第三次從廣西攻入廣東，遭到清兵毀滅性的打擊，抗清的失敗成了定局，蘇利要繼續固守已經不可能了。1657年（順治十四年）農歷八月，“蘇利……以廣東悉平降，因以碣石總兵授之”（見乾隆《陸豐縣志》）他的接受招撫是因為“廣東悉平”，是迫于勢而非出于心，所以，后來遂有起義抗遷的壯舉。

舊史家出于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把蘇成、蘇利誣為“賊寇”，說他們茶毒百姓，是剝髓大害，但在舊史志中所擺出的“罪證”僅此一條，即蘇利占有楊安、金錫兩都以后，在那里“每民租一石抽去三斗，名曰官租。其差兵紅頭又加長耗索禮，業主歲收糧租十僅二、三”。這里的“業主”，指土地所有者：主要是指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階級。從地主階級的糧租中，拿大部分作抗清軍響，即如真為舊志所說，拿了個百分之七十、八十、也無可厚非。對于勞苦大眾，義軍并沒有盤剝；倘若有所盤剝，舊史家不會放過，當有一點具體的記載。民間有許多關于蘇成、蘇利的傳說，沒有一則是指責，全部都是稱頌。有的說他們握的大權以后，對于當年曾在一起挨壟舂米的伙伴，仍然親如兄弟。他們對待窮文士也不錯。在后涌村附近圍建土城時，由于一位窮秀才的要求，讓城墻凹進去，不損害他家的祖墳。有的說有一年鬧旱，百姓吃不飽，沙陂村的高三爺卻囤責居奇，要趁兇年發大財，蘇利狠狠地懲罰了這個惡棍。有的說，要參加義軍的人太多，漫山追野，但他們不是有求必應，只挑選其中腦筋靈活的。更多的是贊揚他們足智多謀，作戰英勇。雖然口碑不是史實，但反映了勞苦大眾的愛憎。如果他們當時曾經損害群眾，這批清一色都是稱頌的傳說，是不可能在民間產生和流傳的。

蘇成、蘇利的義軍。身處一條狹小的地帶，堅持抗清斗爭居然長達十三年。是的，群眾擁戴，加以英勇善戰，他們是有力量的。然而，曾經橫掃中原的清軍，倘若集中兵力而來，他們哪里是敵手?看來是清兵忙于對付其它大股的抗清力量，尤其是南明的軍隊。而蘇成、蘇利的義軍在組織上是沒有獨立的，沒有同其它抗清軍隊聯成一氣，他們又人數不多只有步兵沒有騎兵，難以突入腹地，構成重大威脅。其次、碣石這個軍事要塞，重要性在于海防，對于以騎兵打天下的清軍，暫時還不是非爭奪不可。所以、他們只部署小股兵力，阻遏義軍的發展。很明顯，蘇成、蘇利所以能夠堅持斗爭多年，大半是時勢使然。后來，廣東各地的抗清力量幾乎消滅殆盡，清廷為什么又不發兵進攻，而是派使招撫呢?這是因為大兵壓過去，義軍可能遠走金門投奔鄭成功。鄭成功是清廷的心腹大患，促使其力量增強，這是他們所絕對不愿意的。所以，不僅招撫，而且條件寬厚，封蘇利為碣石水師總兵，不派兵進入他原來的控制地區，也沒把義軍改編。乾隆《陸豐縣志》說：“碣石衛志載云：衛有強龍一百二十四步，直出海口，后當有佗囂公孫述之流與國運相終始。明初花茂建造衛城，將此龍開斷，云國末亦必有一強者霸此方二十年。自乙酉年八月二十五日蘇成入踞碣石，至康熙三年八月十二日蘇利授首，果應其言。”削除去迷信的鬼話，不難看出，乾隆《陸豐縣志》把蘇利投降后的七年和投降前的十三年，都當作割據一方的趙佗一類人物統治的時間，可見蘇利擔任水師總兵以后，不是一切都聽命于朝廷。治軍治民保持著一定的獨立性。l662年（康熙元年），鄭成功撒離閩南向臺灣進軍以后，彼此潛伏著的矛盾，便在迂界的問題上迅速激化，終于以刀槍相見。

1661年（順治十八年）、清廷為了切斷鄭成功等抗清力量的物資供應來源，發布“遷界令”，命令從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康熙元年三月，“科、介二大人抵歸善、海豐遷界”。他們“會同藩院、提院，勘立邊界，豎旗訂設墩臺處所，遇溪河港汊，輻樁立柵”。當時，廣東東起饒平，西至欽州，沿海廿四州縣皆遷，惟獨海豐沿海，由于蘇利暗中抗命，居民未動。清廷命令，界外地區不準百姓居住，房屋全部拆毀，不準耕田、捕魚，凡越出界外者立斬。而“海豐為邑，廣裹數百里，皆溯海而居，民間擅漁、鹽之利，借以溫飽”（見明末、黃紳《石橋場土城記》）農業并不發達，而可耕之地又多在近海五十里之內，即界外地區。離海較遠處，多高山綿亙，峻嶺相接，可容人生息的地方狹窄，海豐如果遷界，其狀必十分悲慘。蘇利及其部屬，父母兄妹都在這一帶沿海，他們同這一帶的百姓，一向有著血肉的關系，怎么忍心以刀槍相逼、使家鄉變成荒野，使親人流離失所，無以為生!本來，他的接受招撫，是受形勢所迫，這時候，潛藏著的反清意識，便油然抬頭。1668年（康熙二年）、“郭、華二六人勳縣遷界”。“八月，石、伊二大人續定邊界”。清廷對蘇利連施壓力。蘇利不僅不予理睬，還放任軍民“倒界淘、毀望墩”。1664年（康熙三年）農歷四月，清廷“時以遷民竊出魚鹽，恐其仍通海舶”，下旨再內遷三十里。即已遷的百姓還要再遷，遷到距海八十里處。清政府深知蘇利，難以就范，在此之前“王將軍之兵，自潮至靖海；省會之兵此惠抵南塘”，“省會之兵”是主力，由廣東總督、提督統率。二路大軍對蘇利形成坩形攻勢，以武力追他屈服。然而，蘇利不稍示弱，陳兵以對。他州別縣已經一遷再遷，可他就是不動，就是要繼續抗旨。清軍沒有立即進攻，一連幾個月按兵不發。個中原因，未見記載。民間的傳說是：他們恐怕蘇利從海上逃跑，留下后患，所以派員潛入蘇利軍中策反，以期一網打盡。后來，奸細為蘇利所執。清軍看陰謀敗露，決定發起進攻，蘇利便來個以攻為守，搶先出擊。這則傳說或許可信。蘇利出擊的時間，是農歷八月初旬，戰場是從南塘一帶擺開。他身先士卒，在強大的敵軍中左沖右突，激戰幾晝夜之后，終因眾寡懸殊而失敗。十二日他中箭身亡，部下也大都壯烈犧牲。蘇利抗遷雖然失敗，但是功不可滅。他不僅把海豐沿海的遷界推遲了三年零五個月，而且，客觀上使這一地區的復界大大提前。

遷界使廣大群眾遭受空前的痛苦，也損及清皇朝的利益。1668年（康熙七年），廣東巡撫王來任上疏請求盡界。1669年（康熙八年），清廷下令允許康熙三年的遷界地區恢復原籍，即允許展界三十里，但康熙元年的遷界地區還屬于界外。朝廷的命令，當然適用于海豐，但對于海豐來說，這一次的展界，實際上等于復界，即所有遷界地區都恢復原籍。證據之一是廖天佐的《遷圖說》。廖天佐，明末清初時人。原籍甲子長期居住捷勝，蘇利犧牲后他隨海民內遷，后來把身經目睹的遷界慘狀寫成《遷圖說》。他說：“三年遷，八年復”，說他自己是康熙八年冬回到捷勝的。證據之二，乾隆《陸豐縣志》說碣石鎮“康熙八年展界，設立駐鎮總兵一員，統轄中、左、右三營……左營駐防甲子所”。總兵苗之秀，圍建碣石城，工程浩大，動用大批民工。以界已經到了臨海的捷勝、碣石，哪里還有界外地區，所以，海豐的展界即復界無疑。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特殊的情況?是否是歷史的誤會呢?非也。康熙三年，清廷發布再內遷三十里的命令，是在農歷四月，海豐沿海的遷界是開始于這一年的農歷八月十三日，即在這一命令發布了四個月以后，因此它的遷界被納入第二次內遷的范圍。據《廣東新語》記載，海豐遷界后，“離城僅里許”。倘若是兩次內遷并作一次辦，要由遷八十里，海豐縣城應該處于界外。這是海豐只遷三十里的一個佐證。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統一臺灣之后，宣布廢止“遷界令”。1684年（康熙二十四年）廣東大吏正式布告通知，廣東才全部復界。這就是說海豐的復界，比其它地區提前了十五年。事實明擺著，如果沒有蘇利抗遷，把海豐的遷界推遲，海豐的遷界遠不止三十里，它復界的提前也是不可能的。海豐由于遷界時間短，受害的程度較輕，原界外地區，生產的恢復也就快得多。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設立粵海關。粵海關設七處總口，其中之一，便是設在陸豐烏坎的烏坎總口。海豐腹地，叢山峻嶺，土地貧瘠，如果不是沿海地區的生產已經恢復和發展，不會有許多對外貿易，也就不會有烏坎總口的設立。不難看出，蘇利抗遷對以后海陸豐經濟的發展也產生積極的影響。

蘇成、蘇利是人民的兒子，是民族的英雄。論功業，蘇利比蘇成大，但是他繼任義軍首領以后，鄭成功的勢力曾到達惠州沿海，他不同鄭成功兵合一處；廣東的抗清力量被消滅以后，他又不投奔鄭成功，而接受招撫，這是失策，也不能說于氣節無損。然而瑕不掩瑜，他和蘇成在海陸豐的歷史上都應該占有光輝的一頁，而他的英勇抗遷，即使置于中國史上也閃閃發光。

注；引文凡未注明出處的，都分別出于乾隆《陸豐縣志》、廖天佐《遷圖說》以及《簡明廣東史》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