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村里說“尚書”

梁水良

陸豐西南鎮尚書村的村名從何而來？它果真與歷史上哪一位尚書有關？

這里遺留的“九廳十八井”神秘“尚書府”為誰人所建？

“五門相對”建筑樣式的“尚書樓”，究竟還隱藏著什么樣的秘密？

盛夏的一天，當筆者從陸豐大安境內橫跨螺河的安南大橋由北端走到南端盡頭時，一腳便踏進西南鎮的尚書村，開始了對這個充滿謎團的古村的探訪。

“尚書埔”

傍山臨河的尚書村，綠樹翠竹掩映，一幅嶺南水鄉的風景畫。

尚書村獨具山水形勝，河上之景，當數 “雙鱷戲水”。

兩座小山分列兩岸，突入河道，隔橋相望，形似一對相約戲水的鱷魚。小的逆水而上，大的順水而下，如一對急著擁抱親嘴的戀人。

這水中的山，青草濃綠，在風兒的吹動下微微起伏，仿佛是魚背上的鰭輕輕浮動。

村邊自西而南，小山叢列，形態各異，極具象形。有探河飲水的“犀牛山”，有展翅欲飛的“蝶仔山”，有莊重威嚴的“紗帽山”，有戲水山塘的“蝦山”，有一陰一陽的“杯山”，有飛弛駿馬背上配著的“馬鞍山”……

“犀牛山”是村中的又一處勝景。

位于村西邊的犀牛山，狀似犀牛探河飲水，“牛頭”向著安溪村（蘭茶），“牛尾”甩往兩軍村。“牛頭”曲突入河，形成小段河灣，俗稱“犀牛潭”，有一小股清泉，一年四季，長流不枯，曰“牛鼻水”。與大安境內安然村的“黃牛潭”隔河相對。

臨河峭壁懸崖，高數丈，山勢險峻。每當明月初上，倒映河中，月色溶溶，水天一色，引來“犀牛望月照深河”。

犀牛山的東面，有一處山地，狀如“蜈蜞”（螞蝗）吸附在犀牛腿上，“犀牛”與“蜈蜞”，一大一小，惟妙惟肖，讓人浮想聯翩！

大安與西南兩鎮，以河為界，地域相鄰，文化風俗同根同源，如一對孿生兄弟。至今，若問外出的西南人來自那里，他們大多都會回答說：大安。兩鎮人交往時都自稱“老大安”。尚書村原是大安鎮轄地，解放后改村名安書，并一直沿用至今。上世紀七十年代上級政府以螺河為界，將大安一分為二，新設西南鎮，尚書村歸屬西南鎮。

尚書村，古稱尚書埔。埔者，平緩之山地也。清王之正主編的《陸豐縣志》有“大安埔、尚書埔”的地名記述。尚書村地形狹長，由“四角樓”、同（中）村、下寨三個小村落組成，2000多人口，有林、吳、葉三姓，其中以林姓人數最多。

尚書村地名由來，正史野書均不見記述。不過既然冠名“尚書”，當與官居尚書之位的人物有關。究竟與那位“尚書”有關？民間有不同的傳說。

一說是源于明朝崇禎年間的禮部給事郎葉高標在此所建的“九廳十八井”尚書府；一說是源于傳說曾受南明小朝廷皇帝“口諭封為刑部尚書”的明末舉人林耀先所造尚書樓。

昔日的尚書村，地因人顯，人因地傳；如今的尚書村，外出人員眾多，富商巨賈不乏其人。

“尚書第”

村里的“九廳十八井”遺址，為明末崇禎年間葉高標所建，今人稱“尚書第”。

葉高標，字自根，號大木，1593年出生于海豐縣吉康都螺溪約，即今天的陸河縣螺溪鎮。明崇禎元年（1628年）戊辰科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初任安徽歙縣知縣，后歷升禮部“左給事中”、“都給事”等職。出仕后，勵精圖治，吏畏民懷，曾在京掌管全國糧餉。他關心家鄉民情，奏減海豐拖欠錢糧，奏筑城“坎下”（今市城區坎下城），置設火炮兵馬防守。葉高標在海城所建府第為海豐三大府第之一。

與海城的葉氏府第相比，尚書村的“九廳十八井”鮮為人知。“九廳十八井”是客家人結合北方庭院建筑,適應南方多雨潮濕氣候及自然地理特征,采用中軸線對稱布局,廳與庭院相結合而構建的大型民居建筑。九廳即指門樓，下、中、上，樓上，樓下，左花，右花，天廳等九個正向大廳；十八井包括五進廳的五井、橫屋兩直各五井、樓背廳三井。其廳、井布局科學合理,各廳各有功能。上廳供祭祀、族長議事,中廳接官議政,偏廳接客會友,樓廳藏書課子,廂房橫屋起居炊沐,家族聚居,集政、經、居、教于一體。

大安古屬坊廓都，上承吉康，下連石帆，是客家話和福佬話的交匯之地，螺河穿境而過，是內河船運中轉站，唐武德五年置安陸縣治于大安環珠寨。客屬吉康都尤其是地處螺河源頭的螺溪，歷史上與位于螺河中游的大安往來密切，今天的大安東七鄉葉姓居住的圍仔寨和大安墟內的大部分葉姓人家，都是從葉高標的祖居地螺溪搬遷而來。但這些并不能作為當年葉高標在此擇地建府的依據。

葉高標為何要在尚書埔建“九廳十八井”？有人說是他看中那里的地理風水。葉高標學識淵博，尤善堪輿，據說他發跡后曾遍擇名地，廣造陽居陰宅，是海陸豐民間傳說中的“風水大師”。

明代是“堪輿學”的鼎盛時期，各種風水書籍紛紛問世，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劉基的《堪輿漫興》、蔣平階的《水龍經》、《陽宅指南》、高濂的《相宅要說》、張道宗的《地理全書》、周景一的《山詳指迷》、目講僧師的《地理直指原真》等等，流風所及，身為朝廷大員的葉高標崇尚風水地理也就不足為奇和可信了。

在明代，風水對建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幾乎所有的房屋、墓葬都根據風水理論來選定位置，村落選址也往往有風水師參與其間。尚書埔的“風水”究竟有什么奧妙呢？

古人風水觀念重要的一點，就是好的地方應該能聚氣。“得水之上為上等，以藏風之地為次等。”大體意思是靠山通風、生機盎然的地方總是好的住處，有山水環抱的地段為風水寶地。此外，風水主要的內容是講究山川形勢，把山稱為龍，觀察山脈的走向、起伏、山源、水源各類性狀，這就是風水學上所稱的“來龍去脈”。

尚書埔歷來被風水學家稱為“山環水抱必有氣”的理想寶地。上游黃塘嶂“來龍”沿螺河蜿蜒至村結穴，“山龍”旺盛，螺河支流和主干道匯聚村東村北，“水龍”環包，構成“龍行水隨，龍停水圍”的地理格局。

水口在古代村落的空間結構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古書云：“入山尋水口，登穴看明堂。明堂容萬馬，水口不通舟”，這是古人尋找人類生存環境的基本要求。水在民間傳統文化中被看作“財源”的象征，古人擇居選擇村落基址，對入水口的“天門”要求不太高，只要有水流出即可，代表“有滾滾財源來”的意思；但對村落出水處的“地門”講究則相當嚴格，“地門”必須關鎖，財源才不會流失。

尚書村“水口”又是怎樣呢？

從村前南面看，筶杯山與馬鞍山先后形成阻擋之勢，使山塘之水三水合一，折北歸入螺河。從村東面河道看，上有大小鱷魚山，相互交錯，把守水口。下有“彎橋頭”古橋飛架，關鎖河水，不使水口直流漏氣。

再從地形學分析，尚書村與兩軍村、蘭茶村三村沿河而立，呈弓箭形，狀似“牛擔”（農事耕地套在牛脖處的木器具），河水順著“灣頭”沖向對岸，用地理學術語來解釋是“攻位于汭 ”，意為河流會合彎曲的地方，河水“攻”于“彼岸”，會給“此岸”帶來沙泥堆積，無形中增加陸地面積。今天三個村莊面前大片的田地和沙灘就是最好的事實證明。

“九廳十八井”擇址大鱷魚山西面“魚腹”處，坐北朝南，東與小鱷魚山隔河相望（“鱷”，古字為“蛟”，蛟龍的意思），西與犀牛山相對，符合“左青龍右白虎”的四靈方位格局。“九廳十八井”枕山面水，背后主峰聳峙，“龍脈”旺盛。左右“護砂（山）”環抱，“明堂”（基址）平坦寬廣，山上草木豐茂，地脈富有“生氣”。南面平疇百里，“蝦山”置于其中，既讓明堂不致曠渺，又在宅前形成開闊山塘，常年積水。

據說，“九廳十八井”建成后，葉高標本人并未來此居住。至清代，葉的侄女嫁入尚書村–傳說曾受南明小朝廷皇帝“口諭封為刑部尚書”的林家。

“尚書樓”

歷史總是殘缺的，就如眼前的尚書樓，傳說中威嚴氣派的城堡，只留下斷壁殘墻，空曠的殘堡，雜草叢生，讓人感嘆世事的滄桑。憑著老輩人的回憶敘說，記者“復原”了尚書樓的風貌。

尚書樓內方外圓，內外雙重城。

內城呈正四方型，樓高三層，樓頂方正，狀若“暗寶”（民間一種賭博工具），莊嚴典雅。峭壁墻，灰沙夯筑，每面均長30米，高7米。碗口大的炮口規則布于墻面。設東、西、南三城門。門高2.5米，寬2米。中置正四方型露天石板天井。城內地面全部由石板鋪筑，平坦如砥。北墻內側正對南門處置林氏宗祠。民居大多為“四點金”傳統樣式，環城墻內外而筑。城墻外有深2米寬4米的護城河，既可防衛又可排污，無論下多大多長時間的暴雨，一分鐘內雨水即可全部排出城外，護城河外還有30米寬的環城道。

圓錐狀的外城巍峨壯觀，灰沙土夯筑，高8米，墻上分布著石砌倒立三角形槍炮口，墻基用石磚砌成。城北有兩座如牛犄角相對，特點鮮明的雕樓，是護衛觀察設施。僅有南門，古樓亭式，分二層，上層供祀關羽神像。南門外兩側豎有一對石制旗桿夾。

整座城堡占地面積4萬平方米，內外城各為2萬平方米。中軸對稱，布局均衡，秩序井然。內方外園，造型獨特。居家防衛， 兩相益彰。城外分設“東街”和“西街”。令人驚奇的是內外南門與民居、宗祠大門五門相對，向對今河東境內的坎鐘山。

尚書樓始建于清代，因建造者林耀先舉人傳說曾得南明皇帝“口諭”授封“刑部尚書”而得此名。后來，又因內城呈正四方型，特點鮮明，被外人稱為“四角樓”。

同往的周波老人，上世紀八十年代任陸豐文化局長，曾邀請并陪同華南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考察過尚書樓。他對該樓的建成年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回憶說，當年教授考察后認為：該建筑具典型的唐代監獄風格，結合大安歷史，當與唐武德五年安陸縣的設置有關。

那么，安陸縣的“監獄”為何擇建于此呢？　周老認為這是當年的統治者綜合考慮了地理和自然環境的因素后所做出的決定。“尚書樓”周邊自然環境非常險要：東、北兩面環水，水面寬闊，水流湍急。西邊高300米的“犀牛山”是軍事觀察點，山下山谷幽深（今拓為水庫）。南面是幾百畝深不可測的沼澤地，俗稱“腩肚”。只要守住犀牛山，“犯人”便無路可逃。他還舉例說，1944年，日本侵略軍占據陸城，多次洗掠大安，先后二次兵臨尚書樓城下，但都不敢進城，逗留片刻便迅速撤離。誠如所言，尚書樓又為安陸縣的設置提供了有力的物證。

不過，筆者認為此結論尚有商榷的地方。中國古代的監獄典制除中央一級政權外，是地方官員獨攬司法審判權，為方便提審犯人往往把監獄設在衙門附近。安陸縣衙所在的環珠寨與“尚書樓”雖然相距不遠，但畢竟有螺河阻隔。況且，縣衙面積經考證也只不過區區6000平方米，一縣獄所又何有如此龐大的規模？

綜觀安陸撤廢后的環珠寨、軍寨、扶安寨三處建筑，后來都成為民居村落。尚書樓是否也是如此？唐至清時間跨度達1000余年，不排除當年林家憑著雄厚的財力，在該建筑的基礎上重新修茸并擴建成府邸的可能性。然而，在等級森嚴的封建朝代，“尚書樓，五門相對，皇宮起”的現象還是讓人迷惑不解。

五門制始自周朝，后為歷代皇宮所秉成。所謂五門制，就是在舉行大型朝事活動的宮殿庭院前，沿中軸線以五道門及輔助建筑構成四座庭院，作為大朝宮殿前的前導空間。這五道門由內向外依次稱為：朝門、宮門、宮城前導門、皇城門和皇城前導門，也就是人們所說的“五門相對”。宮殿規劃的另一個重要原則是中軸對稱。重要建筑從南至北依次排開，布局嚴謹，秩序井然。這種布局充分體現了封建朝代皇權的至高無上。帝王宮室還遵循“左祖右社”原則。宗廟的空間位置應當在整個王城的東或東南部，社稷壇的空間位置則在西或西南部。尚書樓左右兩側都有祠廟建筑，是否屬“左祖右社”難以說清。但無論怎么樣，尚書樓作為朝廷官員的府第，已經是嚴重的“逾制”了。那么，尚書樓的“逾制”又證明了什么呢？難道它真的是一處宮殿嗎？

“口諭尚書”的傳說

這是一個頗為蹊蹺的歷史傳奇故事。

話說清興明亡以后，在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先后建立了包括福王、魯王、唐王、桂王等明裔政權，這些短暫存在的政權后來被統稱為南明。

1645年，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改福建為福京，福州為天興府，年號隆武。除福建外，隆武政權的領土還兼有兩廣、云貴、湖南以及湖北、安徽、江西的一部分。一個政權免不了要開科取士。廣東海豐尚書埔（現陸豐西南鎮轄）一位姓林名耀先的讀書人參加肇慶府科考中式舉人，又因考場設在沙壩而被人稱為“沙壩舉”。

“沙壩舉”不懼兵荒馬亂，后來還赴“福京”準備參加會試，途經一渡口恰遇隆武帝，隆武受其感動，當即“口諭”封“沙壩舉”為“刑部尚書”。當然，朝是不用上了，因為清軍旋即攻進福州，小朝廷在清軍的隆隆炮聲里很快就灰飛煙滅。

1646年12月，朱由榔在肇慶稱帝，建立了南明最后一個政權。國號永歷。鄭成功在福建阻止其父降清不成后，在臺灣毅然舉旗抗清復明。這一時期地處海隅的海陸豐成了“鄭家軍”與清廷官兵“拉鋸戰”的戰場。為切斷對“鄭家軍”的物資供應，清廷對東南沿海下達了“遷界令”，強迫沿海人民內遷30至50里，制造沿海無人區。原已降清守碣石衛城的明朝將領蘇成、蘇利不滿清政府的“遷界令”，起兵抗清，為抗擊清軍圍剿，以坎鐘山為大本營，東控碣石衛城，西連大德港，在海陸豐多處建立營寨炮臺。

地處北部的大安成了蘇軍的戰略腹地，境內博聯村附近有“蘇軍”軍田–蘇厝洋，有蘇姓人居住過的村莊——平地（該村因抗清復明而遭清軍夷為平地，故名）。

清代，尚書村有“林舉吳貢”，一文一武。傳說吳姓十八壯士，個個武藝高強，手執長柄鐮刀，多次護送林耀先渡河到對岸的大安墟與“蘇軍”頭目商議軍情，可見彼此關系之密切。

“沙壩舉”獨特人生經歷和所處的時代，注定了他具有濃厚的“明王朝情結”。

康熙壬午年（1702年），林耀先的兒子林符玉考中舉人（《陸豐縣志》有載），迎娶明朝葉高標侄女為妻，林家遂建造尚書樓以示紀念，這些究竟是否暗示著“明朝情結”？

翻開中國的歷史，人們見慣了朝代更替所帶來的殺戮，前朝文人士紳，往往被當權者作為“前朝遺孽”而成刀下鬼，只有逃遁藏匿才得以保命，林耀先作為南明“遺老”，為何敢如此張揚？

其實這與清初統治者的政策走向有關。清兵入關，順治年幼，輔臣鰲拜專權，對漢人采取歧視鎮壓的做法，東南沿海人民紛紛起兵反抗，特別是海陸豐人民，不服清廷統治，不使用清廷年。康熙掌權，滅鰲拜、平三藩之后，將注意力轉移到收復臺灣上來，在政策層面做了調整，為收復人心，頒旨天下：只要歸順清廷，既往不咎，前朝舊吏保留原有官位，生員士子可以不參加科舉入仕。百姓不用剃發留辨，可以穿戴舊有服飾，保留原有生活風俗。

在清廷的多重圍剿下，盤踞在臺灣的鄭氏小王朝茍延殘喘，頻頻到廣東沿海搶掠，失去了民心，在清廷的順勢而變下，林耀先的轉變是必然的。

《汕尾歷代進士舉人貢生錄》載：“據守海豐的南明永歷政權參將薛進中軍黃熊等向碣石、砂陂等抽租作餉，劫家打舍，民不聊生；林耀先聯絡大安數十寨防守防御，庶人物得以安寧無險。”

林耀先立場的轉變必然受到“蘇軍”的報復，據天險守地利的尚書樓林家多次擊退“蘇軍”的騷擾。一次，探知城內沒有水井的“蘇軍”，仗著兵員眾多，一連40多天，圍而不攻，妄圖用斷水的方法迫使城內人就范。危急關頭，“舉人奶”命人將蚊帳浸尿，然后高掛在城樓上，“蘇軍”誤以為城內另有取水渠道，無奈撤兵。這便是流傳至今的“舉人奶蚊帳濕尿退蘇賊”的故事。

林耀先對南明政權的反戈一擊自然博得清廷的歡心。于是，南明的“沙壩舉”成了大清的“舉人爺”（墓碑有“待賜順治鄉進士”的記述），南明隆武帝“口諭”授封的“刑部尚書”終于出任大清朝的東莞縣正儒。據傳，林耀先任上頗有實績，還受到清廷的表揚。

所謂“亂世出英雄”，特殊的年代造就了林耀先的赫赫聲名，盡管南明舉人的烙印，讓清代海陸豐縣志對其科舉身分均不記載，但清乾隆十年《陸豐縣志》對其功績卻不敢遺漏：“林愧于，字耀先，明末孝廉，多才略，時當兵燹盜賊蜂起，身率鄉勇，為三十六約長，竭力捍御，建堡衛寨，效戚南塘邊樓式樓屋，周圍穿井，于下可備守御，至今屹然，子#登康熙壬午鄉薦。”

林耀先死后歸葬村西邊的“蝶仔山”，墓上塑有清朝戴頂官帽，墓向正對東方，地名曰“獅仔弄球”。遺有轎抬二根，轎封一面。

林耀先的故事撲朔迷離，其舊時的顯赫至今仍是當地老一輩人津津樂道的話題。清代至民國，螺河上達河口下至東海迎仙橋所有經往船只都須向林家繳納“河稅”。大安堀仔尾古碼頭為林家所建，至今仍存有碑記。每年的端五節，尚書村人都要組織人馬在螺河里劃“皇宮船”以宣示聲威。清時統治階級為分化控制海陸豐人民，將各地村莊交錯劃分為烏旗或紅旗鄉，挑起械斗，為害甚烈，流毒甚深。唯獨尚書村可以保持中立，林家人把黃旗插在村外山頭，充當和事佬的角色，等等，這些是否也是當年清廷與林家所達成的政治“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