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仁祠里挽忠魂

謝翰州

據《清實錄》記載，康熙帝曾這樣評述過廣東巡撫王來任：品行貪劣，人民甚為受累。然而，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后，廣東沿海一帶居民多為廣東巡撫王來任、兩廣總督周有德建紀念祠，且紀念祠的名稱各異，廣州番禺的稱“報恩祠”，深圳寶安的稱“王大中承祠”，潮汕地區稱“王公祠”，海陸豐則稱“雙仁祠”。另據乾隆本《陸豐縣志》載：“雙仁祠一在碣石衛城外，一在甲子所城。”其實，歷史上，陸豐不僅甲子、碣石建有雙仁祠，東海、湖東、南塘也先后建過雙仁祠。但東海、碣石、湖東、南塘的雙仁祠，后又祀上另一位清朝官員，故民間又稱為“三忠祠”。湖東的三忠祠，當地老百姓還認為再祀的這位清朝官員是“李尚書”。據民國初年本邑鄉賢黃墨園的《陸豐鄉土志》載：“雙仁祠內祀入‘欽差’，與王來任、周有德合稱‘三忠’，匾曰雙仁祠”。可見，“李尚書”之說乃湖東百姓誤傳而已。不過，甲子雙仁祠卻沒有祀入“欽差”，直至清嘉慶六年（1801年），惠州知府伊秉綬來甲子，將明朝抗倭御寇守衛甲子而為國捐軀的四位將軍祀入雙仁祠內，成為“四君子之從祠”。那么，從清康熙年間起，廣東各地沿海一帶為什么要建這么多王來任、周有德的紀念祠？康熙帝對王來任的評價與民眾對王來任的尊崇大徑相庭，緣出何故？幾年來，筆者帶著凝惑，查閱了有關歷史資料，多方對雙仁祠的緣起進行調查考證，對雙仁祠所承載的清初全國沿海“遷”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有了進一步了解，現撰寫成此文，敬請各位方家指正。

一、清初實行“禁海”和“遷界”政策的緣起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駐守山海關的明朝總兵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于是甲申定鼎，燕京改元。其時，在南方的明朝遺臣為抗清復明，先后擁立諸王建立弘光政權、魯王政權、隆武政權、紹武政權和永歷政權，這些政權均是曇花一現，相繼被清軍消滅。存在較久者為永歷政權，堅持抗清15年，至順治十八年（1661）滅亡。清初，這些明朝諸王建立的政權，史稱南明。

早在清順治二年（1645年），明朝遺將福建總兵鄭芝龍及其子鄭成功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權。翌年，隆武政權被清兵所滅。鄭成功阻其父降清不成，遂起兵抗清，與在廣東的南明永歷政權取得聯系，移師南澳。后以金門、廈門為根據地，勢力擴展到廣東的潮州，惠州的甲子、碣石（現陸豐市轄）沿海一帶。他率領海上的義軍又與張煌言（明朝將領）的部隊聯合進攻廣東、福建等地的清軍。清朝統治者認為，鄭成功這股抗清勢力，如果沒有沿海的“奸民商販”暗中資助，就會很快待斃。于是，清朝政府為了切斷給鄭成功的供應來源，于順治十三年（1656年）頒布了“禁海令”，即禁止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山東、天津等地的商民船只出海貿易和禁止外國商船來華貿易。但是，清廷厲行“海禁”后，鄭成功仍遣商人潛入內地進行貿易，換取部隊的必需物品。順治十六年（1659年），又大舉北上，從長江口直入攻打南京。清廷為了盡快消滅這支隊伍，于順治十八年（1661年），發布了“遷界令”。命令從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內遷50里，于是，沿海人民便開始遭受著一場前所未有的特大劫難。

二、“遷界”經過及沿海人民的抗遷斗爭

清政府從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至二年八月，前后3次派官員到海豐（含陸豐）勘定邊界及督辦遷界。所謂“遷界”，就是強迫沿海居民遷入內地，制造沿海無人區。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清廷勒令廣東沿海的居民內遷50里，沿海各縣筑小堤為界，從內陸至海邊50里的沿海地區稱為“界外”，遷出居民，只準居民在界內活動，不得走出界外。據史書記載，首次遷界只限3天，一些來不及遷或一時不愿意遷走的邊民，慘遭殘酷的屠殺；一些倉惶逃走的，棲野露宿，生計無門，有的捐妻鬻子，有的合家飲毒投河，慘不忍睹。但在海豐（含陸豐），當時已接受清廷招撫的碣石鎮總兵蘇利（民間稱蘇阿六，一說甲子人，一說南塘人，一說碣石人）及其部下，不忍心父老鄉親流離失所，暗中與清廷抗爭，阻止遷界，從而使甲子、湖東、碣石、汕尾等地沿海居民遲遲未遷。

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以遷民潛出界外捕魚、曬鹽和通商舶為由，又下令再內遷30里。遷界令中限定海豐（含陸豐）界限，從惠來與海豐縣交界的吊旗山，至歸善（今惠東）老熊坑止。被定為界外的房屋一律拆毀，居民遷入界內，搭寮居住，不準捕魚、曬鹽、耕田，越界者立斬。并筑墩臺、立欄柵，派重兵防守（今在東海、博美等地還有墩臺可見）。

清廷野蠻殘暴的遷界政策，激起了廣東沿海人民的強烈反抗。先是番禺縣漁民首領周玉、李榮率領漁民于康熙二年（1663年）十一月起義，義軍曾攻下縣城，不久被清軍鎮壓，起義失敗。隨后碣石鎮總兵蘇利也舉起了抗遷的義旗。蘇利的起義驚動了清廷。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清廷命駐廣州的平南王尚可喜、駐潮州的廣東鎮海將軍王國光，以及兩廣總督、提督調集大批官兵兩路進剿碣石衛。同年八月十二日，蘇利率領的義軍1萬多人在現陸豐南塘一帶與清兵展開了慘烈的激戰，終因寡不敵眾，蘇利戰死陣亡，副將陳耀投降（陳耀后被清廷授予碣石總兵），起義失敗。

蘇利死后，海豐（含陸豐）沿海居民失去了依靠，在清廷下令第二次遷界4個月后，不得不內遷30里（實際上第一次內遷50里沒有執行）。據康熙四年（1665年）甲子人范可楷著述的《石帆紀略》載，甲子居民主要遷往大坪、龍潭、古寨等處；另據傳，白沙至烏坎一帶則遷往陂洋；湖東、碣石居民也同時進行內遷。

遷界后，“百姓廬室蕩廢，露處于荒郊，屋宇被毀，哀鴻遍野”，“居民由于生活所迫，年邁父母莫能顧，幼稚兒女失持攜，骨肉分離，哭聲震地，餓殍遍原，不堪聽聞”。漁業、農業、鹽業等生產停頓，經濟、教育、文化等一蹶不振，人民反抗斗爭不斷。一些有良知的官員目睹遷民的慘狀，紛紛上疏，奏請復界。本邑大安進士黃易上《奏開界疏》，稱遷界后果是：“捐國家數千里之疆而棄為荒徼，委朝廷千萬生靈而聽其流亡。”廣東巡撫王來任、兩廣總督周有德極力奏請復界。終于在人民的反抗和各級官員上疏奏請復界的呼聲中，清廷于康熙八年（1669年）一月特旨康熙三年（1664年）的遷界地區恢復原藉，“展界設防”，海陸豐屬展界之列。但康熙元年（1662年）的遷界尚屬界外禁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平定臺灣后，才宣布廢止“遷界令”。而廣東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才正式公布通知遷民全部恢復原藉。歷時23年的遷界政策，至此才告結束。

縱觀海豐（含陸豐）遷界，因蘇利起義，不僅拖延了3年8個月，而且提前了17年全部復界。可見在廣東兩次大遷界，計28個州縣，20多個衛所，數百萬人口所遭遇的苦難歷程中，海豐（含陸豐）遷民是不幸中的萬幸（遺憾的是由于歷史原因，幾百年來，海陸豐地區沒有建一處紀念蘇利的祠廟）。

三、王來任、周有德力陳展界功垂青史

在康熙初年實行遷界政策后，廣東歷任總督、巡撫中，為官者多以民生為重，力奏展界，還民資生。而最得民心的當數廣東巡撫王來任及兩廣總督周有德，其功德也永垂青史。

王來任，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八日，從湖北鄖陽撫治升為廣東巡撫。到任后，目睹官場政局的腐敗，軍紀的松弛，“夫役、派船、采購、私抽、攀害、擅殺”等六大害，危害廣東百姓。于康熙五年（1666年）七月三日至九日連續四次上疏奏請勒石永行禁革。康熙六年（1667年）粵東旱災嚴重，六月二十四日，疏“請免粵東無征雜稅四千有奇，以蘇民困”，部議不準，后得康熙帝特允。十月二日上疏靖南王移鎮福建時所欠民船雇銀，應發還于民，似此為民請命者多宗。然受朝中奸臣排擠，王來任違心于當年十一月十八日與兩廣總督盧興祖一起向清廷自陳不職，既而被革職。王來任被革職后，身患重病。康熙六年（1667年）十二月十七日，清廷升山東巡撫周有德為兩廣總督，內國史學士劉秉權為廣東巡撫。王來任雖被革職，但至死不亡沿海人民的苦難。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十三日，王來任彌留之際（時間見《潮州志》），眼前又浮現了巡視廣東海濱時，流離顛沛、陳尸遍野的慘景，遂遺書奏裁粵東兵及展復遷界（疏本見番禺報恩祠石刻碑記），并嘆說“此衷未盡”，便含憤去世。據《潮州志》引《臺灣外紀》載，康熙帝當年閱到王來任的遺疏后，動起惻隱之心，深知遷界給邊民造成流亡之苦。

康熙七年（1668年）十一月十三日周有德繼王來任遺疏后再次上疏“廣東沿海遷民久失主業，今海口設兵防守，應速行安插，復其故業”。兵部復議得旨：“著都統特晉等與該藩總督、巡撫、提督會同，一面設兵防守，一面安插遷民，毋誤農時，致民生失所。”于是，周有德便奉旨會同都統特晉、副都統魯某、戶部侍郎雷某、平南王尚可喜、巡撫劉秉權、提督楊遇明，于康熙八年（1669年）二月（此時間為《潮州志》載，《惠州府志》載為康熙七年八月展界，可能有誤，因康熙七年八月周有德還未奉旨展界），帶兵一萬七千人由惠州的碣石、甲子（今陸豐市轄）到揭陽巡勘。兩廣總督周有德、都統特晉看到邊民執香跪迎，棲所無著，衣衫藍褸，不禁潸然淚下。即令士兵拔去河溪欄柵，還民采捕資生，又同意近界之外準出開墾耕種，并立即奏疏目睹情形，康熙帝允許周有德的做法。其時，海豐（含陸豐）遷民全部得到復界，恢復原藉。至于周有德于康熙九年（1670年）疏請回旗守制；十四年，平西王吳三桂反，授四川總督，大敗吳三桂將領吳之茂、彭時享于廣元，同年又討伐王輔臣；十八年調云貴總督，師克漢中，因舊病復發，留住常德，十九年卒，此是后話。

四、以史為鑒 啟迪后人

康熙七年（1668年）初，王來任臨終前立下遺疏，疏文不阿《陳情表》和《出師表》。文中自稱一介庸流，得蒙皇恩，從隕陽撫治升至廣東巡撫，在粵數年，關注民生，為官不敢怠慢，無奈病入膏肓，受恩未報，尤不瞑目。上雖有八旬之母，下有無知之孤，均不足念。接著提出要裁減廣東兵，廣東沿海要迅速展界，要撤掉香山模石磯等治理廣東的三條策略。最后還說“以上三事諸臣之所忌諱，臣屬彌留之際，毫無所私，誠從身任地方，目擊情形為此，不得不泣血遺言，雖生不能報國，死猶可以無憾也。伏乞皇上飭部議復施行”。民間傳說王來任寫完遺疏后吞金自殺。史實是否如此，無從考證。但王來任在粵幾年，為廣東沿海展界冒死陳書和開倉賑濟百姓，深得廣東人民的信賴和稱頌，確是史實。然而在封建社會里，中央集權的專制，官場的利益斗爭，使王來任這位清官死后也蒙受不白之冤。據《清實錄》記載，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七月十一日內閣學士席柱到廣東、福建展界后回京復命。康熙帝問席柱廣東督撫如何？席柱回答說，據廣東人民反映，吳興祚、李士禎較優。康熙帝接著說劉秉權也可以，但盧興祖、王來任“品行貪劣，人民甚為受累”。從以上史料記載可見王來任遺疏中的預言“諸臣忌諱”千真萬確。王來任死后，顯然有許多官員為沿海展界爭報功勞，必向康熙帝上奏王來任為官品行貪劣，不然康熙帝怎么會對王來任這樣評價呢？在中國封建社會里要想做一名清官好官是多么不易啊，難怪古人發出“伴君如伴虎”的感慨。從歷史客觀事實上看，王來任如果在廣東為官貪劣，人民受其累，為什么他死后，廣東沿海百姓為他建了那么多的紀念祠呢？其實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歷史好歹是人民寫的，為官者忠奸善惡，老百姓心里明白。王來任在廣東為官必得民心，民戴其德，死后才能得到廣東沿海人民的愛戴和紀念。這是一個不容置否的歷史事實。今天，我市甲子鎮和湖東鎮老百姓已將紀念王來任、周有德的雙仁祠修葺一新，為后人瞻仰，并告誡人們，歷史的典訓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論是哪朝哪代，能當清官廉官者，老百姓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參考資料：

《清實錄》、《簡明廣東史》、《廣東通志》、《惠州府志》、《潮州府志》、《海豐縣志》、《陸豐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