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豐“反右”斗爭的回顧

官蔚成

1957年4月中央發(fā)出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陸豐縣至6月才開始大鳴大放。從農(nóng)村到城鎮(zhèn)；從學校到機關，分期分批按上級指示進行，直到1958年1月，鳴放才告結束。

1958年1月23日，陸豐縣中小學教師集中開展“反右”斗爭。3月17日，全縣機關開展以“反右”為中心結合“反地方主義”的“雙反”運動。而中小學因“反右”未達標，1958年春節(jié)后（2月）又進行“反右”補課。“反右”斗爭戰(zhàn)役結束，全縣劃為“右派分子”（部分是極右）的共計265名。其中機關干部101名，中小學教師137名，工商聯(lián)27名。

關于“右派”的劃定，其實早在審干與肅反過程中已摸了靶子。從個人歷史、家庭出身、平時言論等擬定初步對象，然后結合鳴放的材料及群眾的所謂“檢舉”，由核心領導小組發(fā)動批斗，而根據(jù)批斗會材料綜合定案。其實，只要有一個人“揭發(fā)”、一個人“證實”，不管挨斗者是否承認，都無限上綱上線，統(tǒng)統(tǒng)入帳。挨斗者在響亮的口號聲中低頭，群情“激昂”時，也有擰耳朵、打耳光、坐“噴汽式飛機”等。對此，中小學教師的“反右”較之機關單位的“反右”更為慘烈。在簽字畫押戴帽時，有的挨斗者死不認案。但你不承認也照樣定案。而若干想當運動“左”派的，更不少夾私報復，或無中生有，甚至唾沫橫飛拳腳交加……

在陸豐教師隊伍的“反右”來說，陸豐縣東風小學可謂是重點“災區(qū)”之一。當時該校教師30多名，卻劃了5名“右派分子”。其中3名屬“極右”，春節(jié)后補課又加2名普通“右派”。這5名“右派”，除1名是副教導主任外，其余都是6年級組的教師。應該說，劃“右”的都是能說會寫教學能力強的教學骨干，而且備受學生及學生家長尊重的。姓謝的副教導主任，業(yè)務能力強，不滿于長期當副手（正職是總務的角色）。因而，牢騷怪話多，“右派”掛上了。那3名打為“極右”的，都是在1952年教師整隊時的重點對象，其中1名去過臺灣念書，解放前夕才返陸豐參加革命；1名是同胞親人居留臺灣；另1名是家庭出身官僚地主，而平時牢騷怪話頗多。也可以說，他們都是肅反、審干的重點對象。總之，社會關系尤其是海外關系，歷史有關節(jié)以及家庭成份不好的，就成了劃“右”的客觀依據(jù)，其次才是“言論”。而補課的一位姓黃的教師，卻因歷史上參加了國民黨，盡管他謹小慎微，沒什么鳴放言論，結果也在劫難逃。總之，東風小學教師劃“右”的百分比，并不亞于陸豐縣最高學府的龍山中學，龍山中學才劃了7個“右派”……

對于“右派”的處理，分為五個等級，一等是開除公職遣送勞動教養(yǎng)；二等是回家自謀生活，社會監(jiān)督；三等是降職、降級、降薪留隊。四、五等的屬于對高校學生的處理。其實，勞動教養(yǎng)是當年為處理“右派”才出臺的新科罰。說是行政處分，不屬有前科，實質(zhì)上是一種新的專政手段。

陸豐縣“右派”的處理，第二等的較多，第一、第三等較少。從機關單位的“右派”來說，大都送往農(nóng)場、林場、畜牧場監(jiān)督勞動。陸豐“右派”第一等處理的分批遣送勞改場勞動改造，第一批押送博羅縣水鏟填勞改場、后轉(zhuǎn)惠州黃嚴勞改場或三水、樂昌勞改場等，第二批的遣送青海勞改場。其實所謂“勞教”是強制性的，與勞改犯人同樣在槍桿子底下勞動，勞動類別有異，卻以體力勞動為主，正所謂“脫胎換骨”。勞教沒有公開宣布時間，后來政策下達，一律為三年。1962年，少數(shù)所謂表現(xiàn)不好的還延長多一年才解除勞教。陸豐縣東風小學副教導主任，本來是第二等處理的，他竟主動要求參與勞教，希望早日解決問題。不料，后來在樂昌勞教時因病死亡了……

在陸豐“反右”斗爭，后來傳為“佳話”的是，工商聯(lián)領導起初找不到“右派”對象，在會議上受到有關領導的批評。后來，一位平時喜歡說笑的老板叫連XX。看到領導愁眉苦臉，定不下“對象”，便主動說：“我?guī)€頭，第一名“右派”就讓我當吧！……”其實，文化低，政治警覺也不高的連先生，又何嘗知道“右派”當上了的“滋味”！

第二等處理回家自謀生活，社會監(jiān)督的“右派”，也并不比在勞改場勞動教養(yǎng)“輕松”，從精神的刺激來說是更狠的。東海鎮(zhèn)有一位姓連的教師“右派”，由于他解放前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這個歷史問題1952年整隊挨了批斗。后來，他曾不無感慨地說：“我這個“三青團”的帽子，恐怕非戴入棺材不可……”這個“言論”也就使他打成“右派”。他想不到回家監(jiān)督改造，竟每天要掛“右派分子連XX”的牌子去打掃街巷。他掃了一天街巷，那晚趁填房的小姨子和剛滿月的孩子睡熟時，便悄悄地懸梁自殺了。“士可殺而不辱”的這出悲劇，令人扼腕！

1961年9月下旬，陸豐縣成立“右派分子”教育改造辦公室，經(jīng)過2個月的復查，結果給60名機關的“右派分子”摘帽。因為他們集中農(nóng)場、林場或畜牧場，有專門監(jiān)督。至于分散回家自謀生活，而受社會監(jiān)督的“右派”摘帽是少而又少的。

1978年5月24日，陸豐縣委統(tǒng)戰(zhàn)部發(fā)出“關于右派摘帽的通知”，各公社成立“右派分子摘帽領導小組”，全面開展“右派”摘帽工作，經(jīng)復查落實，全縣原有265名“右派分子”，（含“右派”改正工作前已調(diào)出本縣的10名）中，確定給予改正的264名，1人不予改正。

上面所述的“1人不予改正”，他自然不屬“章羅”一類的人物。原來，這個人就是原陸豐縣龍山中學的聞名教師陳耀漢。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期，他被槍斃了。陳老師為什么落得如此下場？迄今這個“右”禍之謎并未揭開，尤其是若干關注這個政治歷史事件的當年他教過的學生們……

記憶猶新，“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是“大躍進”、“公社化”后期，沿海地區(qū)出現(xiàn)了一股逃港風潮，廣大漁民和若干想擺脫“現(xiàn)實”的“另類”子女，向往香港生活。這時，陳耀漢老師和幾位尚未摘“右”的干部仍在湖陂農(nóng)場監(jiān)督改造，他秘密地委托棋子鄉(xiāng)和甲子鎮(zhèn)幾個學生為之找尋出路。但遲遲未能出逃。在對客觀形勢認識產(chǎn)生麻痹之下，陳老師思念港臺親人之情難抑，也就放松警惕，發(fā)信給香港親戚，訴述心中的愁苦。信是用他的族號署名的，由農(nóng)場姓林的拖拉機手代為投向海豐可塘郵箱。不料，信為海關截獲，轉(zhuǎn)給國家安全機關。通過攝影存檔，仍將信件寄出。分明是香港親戚把信代轉(zhuǎn)臺灣親人，對方復信又轉(zhuǎn)寄內(nèi)地。此中信件自然落入國家安全機關。立案于海豐查無嫌疑人，就轉(zhuǎn)陸豐縣軍管會。于是，水落石出，經(jīng)汕頭地區(qū)鑒別筆跡后，作案者便被拘捕了。誰知，陳老師在審訊過程中，卻抵賴拒不認案。1969年冬，陳耀漢便作為現(xiàn)行反革命罪犯被宣判死刑后，立即押赴刑場。

令人思考的是，盡管死刑犯被三位刑警推搡著腳不踏地，但他卻一直喊：“我沒有反動，我不是反革命！”從解放后槍決的死刑犯來說，押赴刑場如此高喊口號的絕無僅有。當時，尾隨行刑隊伍的觀眾越來越多，刑場上眾目睽睽，死刑犯竟不愿下跪，掙扎著跳來蹦去。后來行刑隊長對其腿部開了一槍，罪犯才倒下去……行刑隊伍撤出現(xiàn)場之后，觀眾依舊啞然無聲，血泊中的死者卻雙眼圓睜，直望青天。認識陳老師的觀眾，無不心中困惑：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陳老師不是打成“右派”遣送勞教么？……難道他真的罪大惡極成了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

一個“極右分子”又是“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如此下場自不在話下，不過，“為什么？”這個謎卻一直令人難以釋懷……胡耀邦任中組部長時指示：“只要是冤假錯案，也不管誰批準的，一律平反！”然而，這位陳老師死于非正常一案，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才聽陸豐市人民法院復查庭李XX庭長談及。他說：關于陸豐龍山教師陳耀漢一案，我親自復查。我到過他的故鄉(xiāng)化州縣。當?shù)赜嘘P部門證明，其家庭成份不是官僚地主，而是破落地主。父親任過縣級以下的舊官吏，1939年便給毒蛇咬死。母親不是土改時槍決，而是病故，家庭沒什么血債、民憤。詳細查閱案卷，所謂“報道我政治、經(jīng)濟軍事情報，企圖向臺灣特敵搭線”，未見任何憑證。向海外發(fā)出信件上也只屬敘述身世的愁苦及對海外親人的思念，而海外復信也只是寥寥安慰之語與思念之情而已。所以，經(jīng)再三研究認為，“現(xiàn)行反革命”應予否定，經(jīng)領導批準，給予平反！”但遺憾的是這位才42歲的復旦大學研究生；這位對現(xiàn)代文學頗有造諧的高中語文教師；這位曾經(jīng)受不少學生及家長尊重的大知識分子，再也不能復生了！

陸豐縣摘掉右派帽子辦公室的落實工作近于尾聲時，忽然，仍有一位須發(fā)蓬亂形容枯搞的老頭，登門也要求摘“右”安置工作。然而，主任林啟菲查閱陸豐縣反“右”的花名冊，265名中卻沒有叫黃X樞的。對方備述了當年在哪教書，在哪挨“反右”批斗……并痛切地訴述20多年來回鄉(xiāng)下一直被專政的情況。為此，“摘帽辦”到大安鎮(zhèn)核查，并找到當年參加“反右”的文教助理及其所在單位的校長等，一致證實黃老師果然是斗后戴帽的“右派”。不過，他當時死不簽字畫押。最后，林主任又翻閱了“反右檔案”，才發(fā)現(xiàn)大安鎮(zhèn)反右領導小組上報黃老師的材料上，縣反右辦公室有了批語并加上印鑒。原來是教師“反右”百分比已經(jīng)滿額，補課的黃X樞不予批準戴“右”了。對此，“摘帽辦”開會研究后，對又來上訪的黃X樞老師說：“經(jīng)調(diào)查屬實，你這是“反右”的歷史后遺癥……”由于你當時不承認自己是“右派”，而縣又不批準戴帽。所以，經(jīng)請示上級，答復是按實事求是辦事。那么，我們認為，補救的辦法是：你填表承認是“右派”，我們加上說明存檔，然后再填表摘帽、改正……

“唉！我根本就不足當“右派”，所以挨批斗我拒不承認。可是，他們照樣戴我帽子，而且，回家監(jiān)督后又列入五類……今天，還要我戴過去不愿戴的帽子，這說得過去嗎？豈不難為了我？……”。

“你認真考慮一下，不補辦手續(xù)，也難怪“摘帽辦”愛莫能助了！”

……

當然，黃X樞老師，盡管按“摘帽辦”的要求辦了手續(xù)，但他已老弱病殘，只好辦理退休了……如此“反右派斗爭”的悲劇，又豈止是黃老師個人的悲劇？這個“反右擴大化”的典型，正是當代知識分子人生的一大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