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密林里的秘密營地

鄭受鈿

在著名的海陸豐紅色老區——大安峒的東北屏障是一片高山密林，密林的邊緣有一條20米左右寬的山澗，澗中布滿大大小小的石頭，巨石比屋子還大，形狀千奇百怪，每逢大雨過后，山洪暴發，大水從山頂直瀉而下，有如萬馬奔騰，雷霆萬鈞，像暴怒的天神卯足了勁要蕩平人世間的一切痛苦和不平，山洪過后卻又留下涓涓細流，輕聲細語地穿流在石縫間，在較寬闊處匯成平如鏡面的水潭，像溫柔的仙女輕輕的撫著人間的痛楚和填補人世間的不平。

1948年秋天，在這神秘山澗的右側深入密林約20多米處，海陸豐游擊隊（即海陸豐人民自衛隊）后勤處的一處秘密營地就設在這里，共由四個棚寮組成（由樹枝和稻草搭成），第一間是機修所，約有25平方米，墻的四周搭有一排木架，放著各式各樣從國民黨軍隊繳獲來的戰利品：有各式各樣的槍枝彈藥，最多的是“土六八”長槍，有十多支，兩支“三八式”還有兩架歪把子機槍，短槍主要是“左輪”和“曲尺”，還有一些叫不上名的槍械零件和彈簧之類……屋的中央有一個鼓風爐和鐵砧、老虎鉗，屋的右后方是一個樹枝搭成的鋪著稻草的床。所謂的機修所，只有光桿所長一人名叫黃祥，他只有小學文化，但人極聰明，個頭高，力氣大，還愛開玩笑，就憑著他小時候曾在碣石一家機修作坊打過幾年小工，后來又在自行車修理店當過一年多下手，竟練就了一身武藝，參隊后在連隊，擺弄槍支是個行家里手，戰友們的槍卡了殼拉不開栓全來找他，經他擺弄幾下就好了，后來連長見他是個人才，就向上級推薦，部隊也正缺乏這方面的人才，就把他調到總部并在秘密營地為他設立了一個機修所，讓他發揮所長，其實好多東西他也沒有見過，像什么機關槍三八式什么的，但凡死火的東西經他一擺弄就活了，他也并非真的光桿所長，我們營地的人都愿意拜他為師，尤其是我，一有空就往他的棚寮跑，給他當下手，幫他拉拉風箱什么的，也是想向他學點東西。從機修所往上爬20多米是縫紉室，共有三個人，江師傅還有他的妻子和老母親，江師傅是海豐梅隴人，縫紉世家，思想進步，由地下黨動員他們全家參隊，縫紉室的主要任務是縫紉制作各種布料制品如：塑料雨披，米袋子，五角帽，包袱皮，子彈帶，機槍套等，兩架衣車幾乎從早到晚響個不停。再往上爬就是物資保管室了，它建在一塊巨石的后上方，這塊巨石足有三層樓高，頂端是塊十多平方的平臺，幾個凹陷處長有幾棵小樹，是我們營地的一個絕好的瞭望臺，在這里眺望山外山下是一目了然，可在山外山下看我們卻是密林一片，物資室的門斜對著這個瞭望臺，物資室比較大，有序地堆放著一大堆軍用物資，主要是從香港海陸豐同鄉會和其他群眾團體捐獻來的：有布匹、塑料雨布、毛巾、口盅、牙刷、肥皂、行軍水壺和膠鞋等等，物資室只有兩個人，老陳是我們營地的負責人兼管理員，另一個是炊事員兼外勤交通員老李，我們廚房設在澗邊幾塊大石自然形成的山洞里，石塊砌成的爐灶上放著一口鐵鍋，不怕風雨，甚是方便。最高一層就是我們油印室了，油印室也只有劉堅大哥和我兩人，主要任務是印制稅票供海陸豐十個稅站使用，有時也印制一些學習資料如《論人民民主專政》《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等。

秘密營地里一共只有八個人，還不夠一個班，但我們的生活是緊張而又有節奏的，說緊張是各人的任務都是很多的，上面已略作介紹，不再多說，有節奏說起來還是很有趣，每天早上七時起床鈴響，哪來的鈴呢？我們八個人都沒有表，只有一個小鬧鐘由黃祥同志掌握，他利用繳獲來的電話機，每個寮棚安裝了一部，不能通話，卻能響鈴，于是我們就規定了各種鈴聲信號包括起床、做操、開飯、警報、警報解除、睡覺等等。有一次大概晚上九時多，我們剛上床睡覺，突然響起了警報鈴聲，緊接著是“嘭”的一聲槍聲，我們十分緊張，立即跳下床，穿好衣服，拿上我們自衛的手槍，走出屋外，隱秘在樹叢中，靜待事態的進展，約摸10多分鐘后，屋里傳出了解除警報的鈴聲，到底怎么回事？我們不約而同地下到黃祥機修所，黃說他也是剛上床睡覺，忽聽由遠及近的沙沙聲和踢翻石頭的腳步聲，于是立即下床先向各寮棚發出警報，抓起昨天剛修好的“三八大蓋”，走出門外，大喝一聲：誰，站住！好象不起作用，腳步聲繼續前進，于是端起“大蓋”朝聲響放了一槍，只聽得腳步聲由近及遠，十幾秒鐘后聲音消失了，山林又恢復了平靜，估計是野獸之類，于是回屋給我們發了解除警報鈴，是時已有十點多鐘了，我們都不愿散去，一起議論著剛才發生的事，大約十一點，山下為我們放哨的民兵隊長領著兩個民兵氣喘吁吁地趕上來了，問發生了什么事，老黃加鹽添醋地把經過說了一遍，大家聽后哈哈大笑，當時放哨的民兵說：我說不會有什么事的，我站崗的路口是條巖石組成的夾道，平時連頭牛都難以通過，我自晚八點接班后什么動靜都沒有，那槍聲準是你們修槍時走火了，但一想不對，這么晚了還修什么槍，莫非有特務從后山進來偷襲，還是趕快報告隊長為好，于是我跑步進村，剛到村口就遇到隊長，他也聽到槍聲，急匆匆帶著兩個民兵趕來了，他們匯合一起，留下一人把守路口，其余三人一路小跑地趕上山來。是夜為了安全起見，他們三人留宿在山上，并輪流在四個棚寮之間巡邏放哨。次晨他們準備下山時，在山澗距機修所20多米遠的小路上發現有血跡，順著血跡追蹤50多米在山澗中間的一堆亂石旁，竟躺著一只四五十斤重的野豬，旁邊還有一大堆已經凝固的血，經檢查左側豬脖子上有一槍口，大概是打中了其頸部的大血管出血過多倒地而亡的。這一下我們可大飽口福了。三位民兵幫我們殺了這頭天上賜給的山豬，飽餐了一頓豬肝瘦肉粥再下山去，我們把這頭豬留下了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給了村里給我們站崗放哨的民兵，還有一半送給部隊的首長和同志們。上面曾說到自衛用的手槍，槍是怎么來的呢？還是我們的黃祥師傅，利用那些破舊的戰利品修理而成，八個人除江師傅的老媽媽，每個一把，我用的是一把小巧的“曲尺”，據說還是德國造的，每槍還配三五發子彈（利用舊彈殼，自籌鉛彈頭，自配火藥——當然又是黃祥的杰作）我們自配自衛手槍是經過后勤處首長默許的。前面說過有規律的生活是每天統一起床，洗臉用的水是用竹筒從山洞里引進來的，比現在人們飲用的瓶裝水高級多了，然后每人必須喝一茶缸鹽開水（這已是全體游擊隊員的慣例），早操都活動半小時，除了老太太（其實不算老，才50多歲，只因家中窮苦顯得老了些）大家都年輕力壯，故主要是爬山，中午有一小時娛樂活動（不午睡）主要是學唱歌、講故事、講家史、講笑話和學習資料，故事和笑話講得最多的仍屬黃祥，不知他哪來那么多的笑話，講時自己還不笑，很幽默。我們每天只吃兩餐飯，上九點下午五點，晚飯后是生產活動，所謂生產就是到處去揀些干枯樹枝給伙房當柴燒，其實在我們營地干柴隨手可拾，不像山下平地，要用很多時間去找，后來我們在澗邊開墾了兩畦菜地，種上點韭菜和小白菜，從此我們不用常年吃咸菜菜脯了。有一次江師傅的愛人小林在拾柴火時發現一個石洞有許多蜜蜂進出，回屋找來手電筒一照，里面有一個很大的蜂巢，怎么辦呢？我們商量了辦法，第二天一早，早操時間，我們搬來一大堆干枝和樹葉，放在洞口，撥上點火，自己戴上面紗扎上袖口和褲管，點著煙火，再用竹笠把濃煙煽入洞內，果見蜜蜂紛紛出逃，半小時后火滅煙盡，估計蜜蜂逃得差不多了，拿手電一照，仍有小部分蜜蜂緊緊護住蜂巢，使我們無法下手，此時天也黑了，只好收兵回營。第二天一早我們又如法炮制，仍是無法把小部分蜜蜂趕走，晚飯后我們又想再熏它一次，先拿手電照一下，我們驚訝的發現：蜜蜂沒有了，只剩空巢一個，估計是白天工蜂們把他們的蜂王弄走了。我們拿來一個籮筐接著，小心地把蜂巢割下來，足有十多斤重，擠出蜂密小半桶，讓我們喝了十多天才喝完。有一次部隊首長上山來看望我們，聽完我們的匯報，不無表揚的說：“你們的任務完成很出色，自己還會開荒種菜，又會打山豬、掏蜂巢比孫悟空還厲害，發揭了自力更生的南坭灣精神。”

時間過得很快，不覺間我上山已兩個多月，雖然這里的生活很愉快，我還學會了刻鋼板印稅票甚至還學會了拆卸步槍和我的小“曲尺”，但是比起總部的大油印室來印稅票是太單調了，在油印室他們印傳單、印布告、印捷報、出小報、印小冊子，有的還是透彩色的，他們人很多，且不少來自香港等地的大學生，能和他們一起生活，學到的東西就更多，太誘人了，于是我產生了調動的想法，一次我利用下山領蠟紙和印油的機會把我的想法告訴了油印室的負責人老李同志，他表示同意我的想法，但要求我回去安心工作，候他向政治處請示后再給我答復。兩周后炊事員老李從山下帶回來一個小鬼，和我差不多高，但比我大兩歲，他15，我13，他讀初二，我讀初一，說是來接替我的工作，給劉堅同志當助手，讓我明天就下山去油印室報到。我當時高興極了，可到了第二天，要告別這生活了二月多的營地時，卻又依依不舍、淚盈滿眶。